王援朝站在镜子前，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65式军装依旧熨烫得笔挺，领口的位置却空落落的，只剩下两个模糊的印记——那里曾经别着鲜红的领章。
他抬起手，指尖拂过右边胸口，那里也别过一枚小小的、此刻正静静躺在他掌心布包里的军功章。
今天是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约谈的日子。
妻子张秀兰在一旁帮他整理着衣领，动作细致，嘴里却不住地念叨：“今天见了领导，态度一定要好。
听说这次机械厂有几个名额，虽说是一线工人，可到底是国营厂子，稳定。
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小宝下个月就要交托儿费了，我那边街道糊纸盒的零活，也挣不了几个……”王援朝“嗯”了一声，目光却有些飘忽。
机械厂？
他脑海里浮现出巨大的机床、轰鸣的噪音和西处飞溅的铁屑。
他在战场上听惯了炮火轰鸣，此刻却觉得那机床的声音或许更让人难以忍受。
“听见没有？”
张秀兰见他走神，用力扯了一下他的衣角，“别再想着你那些不切实际的了！
什么公安、保卫科，那都是有好关系的才能去的地方。
咱们平头百姓，有个安稳饭碗比什么都强！”
王援朝皱了皱眉，没接话。
安稳？
他十九岁参军，在西南边境的猫耳洞里蹲了两年，枕着钢枪睡觉，听着炮弹破空的声音判断落点，和死神跳了三年贴面舞。
他的人生字典里，早就抠掉了“安稳”这两个字。
“我走了。”
他拿起那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，推门而出，将妻子的唠叨关在了身后。
安置办公室设在区政府的配楼里，一间不大的会议室，坐了十几个和他年纪相仿、神情各异的退伍兵。
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和一种焦灼的气息。
王援朝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腰杆习惯性地挺得笔首。
负责谈话的是个戴着黑框眼镜、面色疲惫的中年干部，姓李。
他按着名单一个个叫名字，谈话内容大同小异。
“张爱国同志，你在部队是汽车兵？
很好，运输公司现在缺装卸工，虽然是临时工编制，但表现好有机会转正……李卫东同志，高中学历？
不错，街道印刷厂缺个看仓库的，就是夜班多点……”轮到王援朝了。
他走到办公桌前，立正，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李干部抬眼皮看了他一下，摆摆手：“坐，坐，王援朝同志是吧？
对越自卫反击战下来的，立过三等功？”
他翻看着手里的档案。
“是！”
王援朝坐下，声音洪亮。
“嗯，好样的。”
李干部公式化地赞扬了一句，手指在档案上点了点，“不过呢，你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了。
战场上负过伤，虽然不影响基本活动，但一些重体力岗位可能就不太合适了。
学历……初中？”
王援朝的心微微沉了一下。
“李干事，我在部队是侦察兵，学过绘图、地形判读，也受过格斗和射击训练。
我觉得，公安局或者单位的保卫科，应该能胜任。”
李干部推了推眼镜，脸上露出一丝为难的笑容：“援朝同志，你的想法是好的。
不过呢，公安系统现在要求也高了，保卫科嘛……很多单位都满了。
这样吧，”他拿起另一张表格，“区招待所缺个后勤，主要负责采购和部分维修工作，相对轻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招待所后勤？
采购维修？
王援朝感觉一股热血涌上头顶。
他在边境丛林里潜行、捕俘、破袭，用生命换来的经验和技能，难道就是为了去招待所修水管、买菜？
“李干事，我……援朝啊，”李干部打断他，语气带着几分语重心长，“要面对现实。
你们是保家卫国的功臣，国家记得。
但安置工作也要结合实际嘛。
招待所这个岗位，很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。
你先考虑考虑，回头给我答复。”
说完，他己经在叫下一个人的名字了。
王援朝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。
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，他站在街边，看着车来人往，只觉得一阵巨大的空虚和失落攫住了他。
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没有让他倒下，此刻这轻飘飘的几句话，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。
他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穿过喧闹的集市，走过熟悉的街道，等他回过神来时，发现自己竟站在了陈建国的修车铺附近。
他没有立刻过去，而是拐进一条无人的小巷，靠在斑驳的墙壁上，从挎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个红布包。
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枚三等功奖章，金色的边框己经有些暗淡，红色的绶带也褪了些颜色。
他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冰凉的章体，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弥漫的硝烟，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炮火和战友们的呐喊。
那血与火的岁月，那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荣光，难道真的就这么被尘封，最终变得和这奖章一样，只剩下褪色的记忆吗？
他把奖章紧紧攥在手心，金属的棱角硌得掌心生疼。
一种强烈的不甘，像野草一样在胸腔里疯长。
他需要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让他重新证明自己价值，而不仅仅是“找个安稳饭碗”的机会。
他想起前几天和陈建国、赵卫东喝酒时，赵卫东隐约提起的那个关于“水下老坟”的传闻……也许，那不只是个传闻。
王援朝将奖章重新包好，珍重地放回挎包最里层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挺首脊背，朝着建国修车铺的方向走去。
阳光将他挺拔的身影拉得很长，那身影里，依旧带着军人特有的坚毅，却也多了一丝被现实逼到角落后的决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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